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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启示录:谁来监管金融监管者?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近十年,但危机成因至今尚无定论。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美国前财长盖特纳等都将危机溯源到金融监管的失败,用监管真空、监管权力不足、监管信息失真等辩护词,暗示着其有心乏力的无奈。透过金融监管者“后知后觉”的表象,巴斯、卡普里奥和列文三位学者将危机根源直指美欧“金融监管治理”的制度性弊端……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近十年,但危机成因至今尚无定论。一类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将危机归结为世界经济失衡、金融全球化、收入差距拉大、金融机构非理性等诸多因素聚合成的“完美风暴”,断言其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浩劫。另一类典型看法则形成于局内人的反省,无论是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行动的勇气》中的回忆,还是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在《压力测试》里的自白,都将危机溯源到金融监管的失败,用监管真空、监管权力不足、监管信息失真等辩护词,暗示着其有心乏力的无奈。

  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否认以上不言自明的事实。但,这些是事实的全部吗?

  金融危机并非黑天鹅似的小概率事件,它摧枯拉朽的洪荒之力,来自于监管体系长期存在的断层线。如果说动物精神造就了非理性繁荣,那么深谙“高风险高收益”的监管者,为什么始终不去质疑节节攀升的金融薪酬水平?如果说场外衍生品市场存在着监管真空,那么与金融业者频繁接触的监管者,难道对其中早就酝酿的风险长期视而不见?如果说监管资源不足,那么危机后迅速扩权的监管者,在大厦未倾时怎么就迟迟不能发起动议?风险演化为危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里,金融监管者都无所作为或无能为力呢?

  金融风险并不都是麦道夫式的庞氏骗局,大部分风险是在既有法律和监管政策框架下的合规行为。但倘若金融监管存在系统性的缺陷,人性中的贪婪和欲望就会逐渐扩散到无边界的空间。透过金融监管者“后知后觉”的表象,巴斯、卡普里奥和列文三位学者2012年的著作《金融守护人》(中文版由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杨农等译),将危机根源直指美欧“金融监管治理”的制度性弊端,其视角、观点、论据以及对策都迥异于其他研究,今时今日读来仍如闻黄钟之音、大吕之律。

  在巴斯等人看来,金融创新、监管真空和监管权力不足都不是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某个监管机构一次犯错亦不会引发危机,而正是由于金融监管治理的重大漏洞才导致多个监管者多次犯错,使事态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为说明监管者在危机之前早就洞悉风险的严重性,本书在大量美国国会证词和监察报告中找到蛛丝马迹。例如,他们分析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61份银行破产报告,发现其中79%的银行事先就被FDIC识别出过高的风险暴露水平,但FDIC只记录风险但无进一步作为。再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内部监察报告指出,其在2006年就“准确识别出了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诸多风险因素”,但SEC并没有运用监管权力引导投资银行降低风险。

  大量证据表明,危机爆发前,金融监管者虽不是全知全能,但也绝非无知、无能又无力。那么,为什么金融监管者迟迟不揭露“皇帝的新衣”呢?《金融守护人》用一套金融监管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回答:盖因监管者没有站在围观民众的行列。

  有三种不同的理念指导金融监管实践。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基于完美市场的假设,信奉“越少的监管就是越好的监管”,推行放松管制的“轻触式监管”,主张一切风险都交由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解决。公众利益主义(Public Interest)认为,善意且全知全能的政府可以矫正市场失灵,金融监管者通过向“风险承担行为”征税的方式,能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溢出的外部性。巴斯等人在书中强调个体利益主义(Private Interest),既承认金融体系中存在市场失灵,又强调金融监管的政府失灵问题。他们认为,金融监管者既非超凡的全知全能者,更不是全然善意的天使,现有体制无法强制监管者自始至终都以公众利益为重,相反,“掠夺之手”经常借监管之道来实现小部分人的利益。

  超越一般研究所强调的“金融监管者并非全知全能”,三位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领域也颇有建树的作者,另辟蹊径地从金融监管治理结构的角度,重点解释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美国金融监管者为什么也不是“全然善意”。